彝族是中国的古老民族之一，分布于祖国的西南地区，其支系繁多，多居住在山区或半山区。彝族人民素以能歌善舞著称，民歌渗透到他们生活的每个方面，是他们表达感情、自我教育和娱乐的一种重要形式，常常被用来记载历史，交流情感，传授文化，掌握农时节令。因此不论是在祭祀、节日、婚娶丧葬，还是在劳动生产、谈情说爱、修缮建屋等活动中，都能听到欢快朴实、婉转而又充满浓郁乡土气息的歌声。

  海菜腔是海内外知名的云南彝族特有的民歌品种，是彝族最典型的演唱形式，又称大扳桨、倒扳桨，俗称石屏腔。它与沙悠腔、四腔、五山腔并称为“四大腔”，被列为四大腔之首。彝族称之为“曲子”，其起源于石屏县异龙湖附近，是地道的原生态民歌，主要流传于云南省滇南十几个县彝族尼苏人聚居地。

  “海菜腔”本义是在“海”上唱的腔，以异龙湖中一种名为“海菜”的水生藻类植物而得名。它是彝族人民在长期的劳动和生活中创作的，由青年男女在山野、田间、湖上谈情说爱时唱出的山歌发展演变而来。其历史久远，自产生以来，便在以异龙湖为中心的方圆百里的农村、城镇广为流传。2006年5月，石屏彝族烟盒舞、海菜腔被国务院批准公布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海菜腔是石屏地区彝族人民千百年来创造的文化财富，它扎根于人民生活的土壤之中，长期在石屏以及周边地区的彝族人民中间传唱，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和极高的艺术价值。

  据史料记载，海菜腔孕育于元代时期，经过几百年传唱，到现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海菜腔蕴藏着彝族丰厚的历史人文信息，折射了彝族人民的思维方法与价值取向。多年来，诸多专家、学者对海菜腔进行了多方面的考察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云南艺术学院张兴荣教授的《云南原生态民族音乐》对海菜腔的起源、传承方式做了介绍，同时对海菜腔的曲体结构、旋律特征、唱词内容等音乐形态方面做了详尽的分析经过多人的研究，石屏海菜腔的起源、发展脉络、曲式分析、唱词内容等方面已有了一个大致的轮廓。目前，对海菜腔的研究重点在石屏异龙湖周边地区的概况描述，对海菜腔在石屏山区的流变过程、影响和比较的研究还甚少。在众多的学术研究中，专家、学者虽然对彝族海菜腔的起源、发展脉络、传承改革以及现当代意义进行了较全面的勾勒和描绘，但对海菜腔的缘起问题，尤其是以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前提为基点，对海菜腔在传播过程中的流变进行研究的却屈指可数。因而本书试图在前辈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把海菜腔在异龙湖周边地区和山区的异同揭示出来。本书研究的目的是将海菜腔在不一样的地区的流变置于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多维系统中，进行宏观的、历史的、综合的考察。在具体撰写过程中，通过实地调查的田野作业方式，充分获取多种形式的资料信息，以文化人类学等多重视角来探求滇南彝族海菜腔发生的前提与动力，分析海菜腔的文化形态特征，揭示其在特定的民俗时空环境中所具有的重要功能和价值。

  石屏彝族海菜腔有着悠久的历史、广阔的流传地域、重要的社会作用，其庞大的文化结构体系，古今一致的“生生不息，乐观进取”的时代精神，是多民族历史背景和文化优化组合而产生的一朵奇葩。

  海菜腔作为滇南彝族最具特色的民歌，以其独特的音乐语汇展现了彝族的历史观、道德观、价值观方式，因此在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领域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海菜腔曲调昂扬激越，优美动听；声音起伏连贯，婉转悠扬；旋律保持彝族风格，悠长大气，意味深长，节奏细致多变，结构较为复杂，善于表达情感；采用真假嗓结合、说唱相间的方式来进行表演，极富韵味；歌词有诗的特性，意境丰富，感情真挚，大量采用比兴手法，虽是即兴创作，但首首歌词都押韵合辙，文采飞扬，充足表现了滇南彝族尼苏人良好的文化修养和创作才能。海菜腔具备极高的艺术价值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其研究的意义在于：

  （1）作为特定环境下产生的传统艺术形式，海菜腔在特定的社会文化中保持着高度的适应性和广泛的群众性。

  （2）在彝族发展史、文化史、道德价值、艺术思维方法及彝汉交融等方面的研究上具备极其重大的价值。

  （3）海菜腔在石屏异龙湖周边地区和石屏山区不一样的风格的比较研究，使有很高艺术价值的海菜腔得以传承与保护。

  由于彝族尼苏支系的主要聚居区是海菜腔传播地区，本书的研究将横向贯通海菜腔的自然地理与文化地理语境，追溯海菜腔的发生，并探讨彝族人思维方法的深层结构，因此需了解尼苏人迁徙并落户于滇南的大致时期，从而判断海菜腔在时间概念上发生的逻辑起点。鉴于此，本书纵向从彝族的族源、尼苏支系生成及迁徙脉络入手进行研究。

  彝族是一个历史悠远长久的民族。彝族社会的发展经历过一个漫长的母系制时期，到公元前1800年才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个父亲——希孟遮，从此开始了父子连名的父系社会。据彝族土著说派的观点，西南远古时的“百濮”“滇濮”与今彝族有渊源关系。濮，是彝族古时的自称之一。至今，彝族各支系的自称都还带“濮”字，如尼苏濮、卜拉濮、阿细濮、阿哲濮。

  唐朝南诏统治时期的“乌蛮”，已专指近代各个方言区的彝族先民。与此同时或稍后，彝族先民又不断地向滇东南等地区扩展。元明之际，彝族尼苏支系的先民已大致陆续迁入云南红河境内。因此，有一点是能确定的，既然海菜腔发端于滇南彝族尼苏支系的聚居区，海菜腔发生的时间应不早于尼苏人迁徙并落户于红河境内的元明时期。加之迁居之后还需时日适应周遭的环境，所以笔者将尼苏人定居云南红河境内的时间范畴作为海菜腔发生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条件之一。

  由于海菜腔在流传的历史时期中，长期依附于婚恋活动吃火草烟这一载体，所以其功能与价值皆存于此活动的整体运行之中。鉴于此，本书以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方法为依托，分析吃火草烟组织规则与彝族的亲属制度、婚恋习俗之间隐性的内在关联，观照海菜腔的发展。从婚恋活动吃火草烟产生直至20世纪60年代，款白话、四大腔、烟盒舞共同依存于这一具有男女社交功能的民俗活动之中。吃火草烟曾一度被外界视为伤风败俗、有辱家门的行为，官方虽也曾加以阻止，但仍有一部分群体在隐蔽处秘密进行。直至20世纪60年代末期，由于历史环境的巨大变化，吃火草烟日渐式微，烟盒舞、款白话、四大腔也脱离母体，各自朝着新生的功用方向发展、演变，参与群体随情境的变换亦有所变化。吃火草烟作为彝族青年在结婚前相识、相恋的重要方法之一，其组织内部的规约防止了关系发生的可能性。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它起到了加强并巩固彝族的亲属关系和婚姻制度的作用，有助于社会结构秩序的稳定。分析吃火草烟仪式的过程，旨在阐释吃火草烟仪式中款白话、烟盒舞、海菜腔之间是如何形成彼此影响的互动关系的。本书对海菜腔的“空间文化层”进行了剖析，同时又以研究歌者的演唱规律为基点，运用典型歌畴分析法对海菜腔进行分解，从时域、空域两个方面来确认歌唱特征，概括其自身的规律，阐述海菜腔与自然生态环境、社会人文环境等因素之间的关系，并分析海菜腔在石屏不一样的地区的传承和变化，对不一样的地区海菜腔的特征做多元化的分析与比较。分析石屏不一样的地区海菜腔的文化形态特征，揭示其在特定的民俗时空环境中所具有的重要功能和价值。总的来说，本书试图解决以下问题：通过探讨汉族文化和彝族文化之间的交流，揭示其对海菜腔音乐构成产生的具体影响，梳理海菜腔在石屏异龙湖周边地区和石屏山区的地缘文化之间的区域互动关系；探寻海菜腔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使用功能和艺术特征产生的变化；通过对海菜腔的两种唱法的共性与特性作比较，来说明它们之间的变异与共融的现象。

  民族音乐是融风俗和音乐形式为一体的文化样式，以人的声音为媒介，表现、传达并保存了声音背后所代表的意义。各民族传统的年节、婚丧礼仪、祭祀仪式等民俗活动，为民族音乐的传承提供了特定的时空坐标和表演环境。作为文化体系中的文化现象，民间音乐意义的生成和表达，依赖于其生存空间，因此民间音乐是在生活层面上被实践的、被运用的文化。民间音乐只有在特定的民俗环境中被实践才具有全部的意义和价值。

  民间称海菜腔为“唱曲子”“大板桨”，明代的文人称其为渔歌，清代才出现海菜腔之名。唱曲子是尼苏先民的传统叫法，大板桨则是因为尼苏先民在异龙湖中边划船边唱曲而得的俗称，渔歌是文人学士们取的雅号，而海菜腔在清初已经叫得很普遍了。从名称上也看得出海菜腔从古到今是一脉相承的。

  海菜腔是滇南彝族尼苏支系的一种群众性的原生态演唱形式，传播广泛，影响深远。凡是彝族尼苏支系聚居的地方，都少不了海菜腔、烟盒舞。因为海菜腔是彝族尼苏支系落户滇南之后产生的，因此，要追溯海菜腔的源头，首先应该理清彝族的族源及民族形成，了解彝族尼苏支系的迁徙史，才能对海菜腔的起源有一个较为明朗的认识。

  由于长期流传于民间的海菜腔和烟盒舞被历代封建统治者视为“山野粗物”，不能登大雅之堂，文人墨客未予以正视，以致地方史志、诗文等文献资料中记录海菜腔、烟盒舞的内容少之又少。这无疑对海菜腔、烟盒舞源流的探讨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有关海菜腔和烟盒舞的起源问题，现代诸多论文都做了详尽的研究，如白章富的《彝族“海菜腔”源流初探》、王保德的《简论彝族海菜腔》、戈隆阿弘的《彝族烟盒舞源流探析》、吴志刚的《彝族烟盒舞与海菜腔》、王保德的《石屏七十二套彝族烟盒舞》分别从海菜腔、烟盒舞的称谓、音乐旋律、舞蹈语汇等方面论述了海菜腔、烟盒舞的大致发展轨迹，以及其与原始祭祀、农事耕作、生殖崇拜、娱乐交流之间的关系。海菜腔、烟盒舞起源于原始狩猎祭祀。进入较为发达的农耕社会之后，海菜腔、烟盒舞与农耕祭祀紧密相连。海菜腔、烟盒舞的定型和发展则与彝族男女青年的社交活动吃火草烟密切关联，海菜腔作为吃火草烟的主要内容得以延伸、发展。